Top 10 Issues of 2017 for Confucians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儒家网》 (Confucian Web), here are the top 10 issues of interest to Confucians in 2017:

(一)儒学复兴进入“重建经学”新阶段

(二)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共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

(三)“家与孝”讨论,凸显“人伦”的独特地位

(四)对“大陆新儒家”的评议继续深化,“新康有为主义”隐然成型

(五)敦和基金会探索国学领域机构发展模式,助力民间国学社会组织发展

(六)康晓光批判“公益商业化”,捍卫儒家公益之道

(七)阳明学不断升温,儒学已成为当代可供选择的思想资源

(八)学者持续倡议中国儒学学科建设,研究启动儒学教材编纂

(九)中伊开展文化学术交流,推进“儒伊对话”接续回儒传统

(十)孔子诞辰祭祀活动地域范围迅速扩大,祭礼仪式日益完善

This is just one opinion — the editorial staff of this website — but it gives a flavor for what some “mainland new Confucians” have been focused on. Lengthier descriptions of each issue follow below, and also at the original site.

(一)儒学复兴进入“重建经学”新阶段

 

在中国大陆,新的儒学思潮伴随着经学的重新发现和复兴,这一现象在2017年仍旧是热议的话题。复旦大学邓秉元教授主编的《新经学》、蒋庆先生回应杨国荣教授的文章和上海召开的“儒家哲学的多维形态”研讨会等都围绕着这一话题展开。“重建经学”已成为当代儒学的核心议题。

早在2012年出版的《经学研究》第一期“经学的新开展”发刊词中,作者就已经说明,经学研究并不仅仅在于经学文献和历史的研究,而是要激活经学中的义理来思考百年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转型,接续华夏正统,再造中国文明,并试图思考何为人类美好的生活方式等根本问题。这一旨趣首先在于反思中国近代形成的学科划分对作为整体的经学的破坏,尤其是反思儒学哲学化的危害,并要求研究者首先对儒学有真实的信仰,这在蒋庆先生对杨国荣教授对“儒学经学化”的担忧的回应文章和曾亦、郭晓东、余治平、陈畅等学者的会议讨论中都有所体现。

“重建经学”既是儒学内部从“四书”学向作为根源的“五经”学的复归,也是对儒学在西学范式下的困境的自觉反思和挣脱,其间尽管有种种问题和争议,但是着眼于根本性的政教问题的经学已经在新的历史观中展开了自身,并为儒家和中国的未来构想了新的可能。

(二)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共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

 

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正式公布。《意见》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提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十八条意见,明确要求弘扬仁爱、孝悌、修齐治平等核心思想理念,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文件的印发,标志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报告,首次以执政党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形式提出“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表明执政党径由经济、政治职能回归文明初心。

从2013年习近平曲阜之行,2014年习近平牵手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讲话,再到今年两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十九大高扬文化自信,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复兴,它追求的是我们历史、社会和国家的内在目标,是当代生活和生命与古典精神和优雅趣味的融会贯通。

(三)“家与孝”讨论,凸显“人伦”的独特地位

  

张祥龙教授2017年出版了《家与孝》一书并召开了新书研讨会,而后复旦大学徐英瑾教授对张祥龙教授的学术理路和观点进行了批评,礼希同、蔡祥元、黄启祥等学者又为张祥龙教授作了澄清和辩护,使得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和具有启发性。年底,《读书》杂志组织了该书和吴飞教授《人伦的“解体”:形质论传统中的家国焦虑》一书的共同研讨会,使得“人伦”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显示出了独特的地位。

研讨会中的学者以及针对徐英瑾教授的质疑的辩护者主要指出了通过哲学讨论“家庭”和“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强调了“家”对儒家复兴和人类文明的根本重要性。张祥龙教授主要通过现象学方法对实际生活经验的动态揭示从而实现了对“家庭”和“孝”的哲学分析,指出其是人类的根本的时间性生存经验,试图通过唤醒“家”来实现儒家的复兴以及对全球现代性进行了批判。这也是张祥龙教授十多年来思考的成果,并对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很多评论者指出的,张祥龙教授的工作开启了一种现象学儒学的研究路向,在唤起儒家根本的生存样态的同时避免了概念化哲学的弊端。而在“人伦败坏”的现代社会,张祥龙教授的工作更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

(四)对“大陆新儒家”的评议继续深化,“新康有为主义”隐然成型

  

2017年,“大陆新儒家”依然受到各方关注。张旭、曾海龙等学者阐明了作为“新康有为主义”的“大陆新儒家”的发展脉络、现代性主张及其与现代新儒家和早期“大陆新儒家”的思想差异。“大陆新儒家”是一个主张以公羊学或政治儒学建构现代性的学术群体,早期以蒋庆、陈明、康晓光等学者为主要代表。近年来“大陆新儒家”兴起的一波潮流——“新康有为主义”以曾亦、干春松、唐文明等学者为主要代表。

而作为批评的一方,萧武、鞠曦、葛兆光、纪赟等人强烈抨击了“大陆新儒家”的政治与儒教诉求,肖强与杜运辉亦分别立足于现实政治架构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角度对“大陆新儒家”的主张提出了批评。葛兆光的观点引起了齐义虎、余东海、张晚林、丁纪等多位儒家学者的回应。对“大陆新儒家”给予同情性了解者,如任剑涛认为“大陆新儒家”的主张无法摆脱“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毛朝晖则倡导借鉴新加坡经验修正“大陆新儒家”的现代性主张。

对现代性的追求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对“大陆新儒家”的关注与批评展现了以传统的儒家资源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性过程中的思想交锋,本身就表明了儒家思想具有现代性价值。可以预见,有关“大陆新儒家”的争议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五)敦和基金会探索国学领域机构发展模式,助力民间国学社会组织发展

 

 

怀揣着文化梦想,一心致力于国学传承事业,却因为机构治理、募款能力有限,缺乏同行或跨界的交流平台等原因导致生存状况不稳定,行政办公经费紧张,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这是当前国内许多致力于开展国学传承的社会组织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2016年起,敦和基金会的聚焦文化领域,资助弘扬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公益组织与研究机构,致力于为开展国学传承的各类社会组织提供资金以及其他配套支持,促进组织个体成长及交流合作,探索国学领域行之有效的资助模式,提升国学传承系统效率。2017年,种子基金再次资助了包括河北省儒学会、曲阜国学院、上海秋霞圃传统文化研究院、儒家网等15家民间国学社会组织,助力其健康发展,激发其创新活力。11月9日,“敦和•莲子计划——书院及传统文化教育传播项目扶持基金”在北京正式启动,旨在支持包含书院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传播推广机构中的优秀项目。

 

根据敦和基金会的战略构想,就是将通过包括种子基金计划在内的各类项目,致力于提升教化系统,并通过优化整个教化系统追求整体的效率,形成一个平衡的、健康的生态系统,最终达到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的目标。由此可见,敦和基金会的目标不可谓不宏大,行动不可谓不有力,值得期待。

(六)康晓光批判“公益商业化”,捍卫儒家公益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公益慈善事业也迅猛发展,但公益与商业关系问题日益深化,亦日益激化,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时代问题”。2017年,中国公益界领袖人物徐永光出版《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专著,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引发高度关注。9月14日,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康晓光发表《驳“永光谬论”——评徐永光<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一文,向“公益商业化”发出“檄文”,在社会领域掀起轩然大波,引起公益行业关于“公益市场化”“社会企业”等相关话题的大讨论,并入选“2017中国公益年会”发布的2017年度十大公益新闻。

康文认为“永光谬论”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谬论”,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这种谬论严重地违背了儒家的核心价值,既消解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因此不承认“义利之辨”,甚至也不再存在“人禽之辨”,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人的“仁爱之心”,否定人利他的可能性。

康晓光以“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气概,面对汹汹时代浪潮,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从理论上、根本上厘清公益与商业关系,以此明辨是非、正本清源,极力呼吁弘扬传统儒家之“道”以驾驭现代商业之“术”,可谓儒门卫道士发出的公益宣言。

(七)阳明学不断升温,儒学已成为当代可供选择的思想资源

 

近来年,阳明学逐渐成为大众聚焦的热点,2017年仍旧热度不减。“人类智慧与共同命运——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山东省中华文化公开课(阳明学公开课系列)”、“第五届知行论坛暨文化复兴与阳明学的当代传承发展国际学术大会”、“纪念王阳明诞辰54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阳明学文献与思想研讨会”等有关阳明学的会议相继召开,表明了“阳明学热”这一现象在2017年的持续存在。

“阳明学热”并不仅仅表现在学术界,而且在民间和企业家们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更加突出了阳明心学在当代的价值。中国经济经历了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金钱崇拜、价值迷失、人伦败坏等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人们开始回到传统思想中去寻求解决的资源。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使人们在这个越发庸俗的时代可以感受到“心”的力量,同时也暗合了执政层提出的“文化自信”。

尽管有董平、吴震、朱承等学者指出当下的“阳明学热”存在着表面化和“心灵鸡汤”化等缺陷,但是民间的需求并不与学术界的要求同步。从积极的方面看,“阳明学热”意味着儒学逐渐进入到了当代人的可供选择的思想资源中,预示着儒学将成为更多中国人接受的生活方式。

(八)学者持续倡议中国儒学学科建设,研究启动儒学教材编纂

  

近年来,倡导儒学学科体系的建设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2017年,与年初两办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的要求相呼应,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于3月5日再次聚集相关学者,召开中国儒学学科建设暨教材编纂座谈会。无独有偶。9月16日,中国儒学教材编纂座谈会在北京中国国学中心举行,中国儒学教材编纂计划首批成果由儒学通论(“八通”)、经典研读、专题研究三部分内容构成。

至此可见,儒学学科建设的议题已由倡议“高校将儒学设立为一级学科”递进为“儒学学科如何建设”、“儒学教材如何编撰”,是为构建中国儒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开端,势必将会推动儒学学科的建设,完善儒学教育体系,从而全面推动儒学复兴的发展。

(九)中伊开展文化学术交流,推进“儒伊对话”接续回儒传统

 

1月8日,由河北大学伊斯兰国家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伊朗德黑兰书城联合主办,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承办的“孔子与萨迪在当代——文化巨人以及他们背后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历史文化名城保定召开。伊朗萨迪学研究中心、河北省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智库联盟协办了研讨会,儒家网、端庄书院、中华儒士社等多家文化单位对研讨会提供了支持。

10月30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伊朗阿拉梅·塔巴塔巴伊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的“国际儒学论坛——中国文明与伊朗文明对话”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在为期两天的对话活动中,来自中国、伊朗、日本、法国等国家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儒家思想与伊朗古代伦理学的比较研究、古代丝绸之路与中伊文明交流的历史及启示、今日“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和意义、波斯语与伊朗文学在中国的现状、今昔中伊文化科技交往机制探析等多项议题开展学术交流。

消除“文明的冲突”的杂音,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既是“孔子与萨迪在当代”的共同心愿,又是“中国文明与伊朗文明对话”在新时代应当担负的新使命。推进“儒伊对话”,接续回儒传统,有助于今人探寻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十)孔子诞辰祭祀活动地域范围迅速扩大,祭礼仪式日益完善

 

与往年相比,国内2017年的纪念孔子诞辰活动无论从数量、质量较往年相比都有大幅度突破,仪式越来越规范完善,大到各省会城市、县市区,小到街镇乡村,均有消息传出,参与组织包括官方组织、中小学、大学以及民间团体,而且政府日益成为主导方。

放眼国际,如美国首届孔子国际文化节举办祭孔仪式、日本长崎和冲绳孔庙举办释奠礼、澳大利亚堪培拉首次举行祭孔大典、韩国沃川郡青山乡校举办秋季祭孔、缅甸曼德勒孔教学校隆重举办祭孔仪式暨教师节庆祝活动、印尼举办2017年世界孔教(儒教)大会、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举办至圣先师孔子2568年圣诞暨南洋孔教会103周年庆典等等,格外引人注目,充分说明了孔子思想的普世价值。

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成立的全球祭孔联盟,中国孔子网融媒体联合全国多家电视台和网媒,于9月28日举行“2017全球同祭孔”活动,同步直播了全球20多家祭孔联盟单位的祭孔大典,对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普及祭孔规范,传播儒家文化,实现文明教化等,都起到了宏远而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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